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历史界在研究方法上开始转型：注重底层经验和生活细节，从细小的人事入手“重写”历史，试图回复历史曾经的鲜活与生动。相对于以往历史叙述注重“宏大”而言，这种讲究“微观”的方法，使人们对历史的印象悄然发生着转变。
《天下残局———断章取义说晚清》———一部有关晚清的“微观史”，采用的便是这种新的研究方法。书中讲述的人事，几乎全部出自细节———皇帝与大臣间的奏折、清史档案、挽联、书信、日记、时人笔记、乡间故事……作者谭伯牛，看起来是位颇为敬业的“细节爱好者”。与历史课本上惯常使用的“宏大”条约、法规、条例相比，他使用的材料细微、真实、盘根错节，这也构成了本书最为迷人的因素。实际上，正是借由这些细节，我们看到，晚清时中兴英雄曾国藩，有着与读者想象的“大人物”不一样：即使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还是有点“看不开”：对青年时的“同进士”经历总是耿耿于怀（《如夫人与同进士》）；部下对其娶妾一事进行质疑时，曾国藩表现得既“聪明”又有点“赖”（《娶个小妾挠痒痒》）；他还因为喜欢给活着的好友作挽联而得罪了朋友（《二包公司》）……“不起眼”的细节，其重要性在于使曾国藩回复了人的“本来”———他有欲望、也窘迫，也痴迷，也有无法排遣的病痛。他既不是被民间图书神化的人物，也不是庸俗化的，劣质文化的代表者。
除去大人物的小事件，作者的细节爱好还显现在他对小人物的关注。在一篇有趣的《刺马》中，小人物张文祥刺杀两江总督马新贻是故事的核心，作者以民间对张文祥刺杀动机的各种传言为背景，描述了一段晚清时政坛的风云变幻。老实说，与晚清时数不清的赔款、大大小小的战争相比，张文祥的故事真是微不足道。如果不是因刺杀两江总督，如果案件不是与曾国藩和慈禧有关，他的生活及命运怎么会被记起？但正是这样的“有关”，作者敏感地意识到了这是一出政坛波动的“风眼”。曾国藩的狡猾、官场上的敷衍、各种关节交相缠绕，使晚清政治的风云以“特写”形式得到还原。而张文祥最后被杀害，则显现了人无时无刻不生活在政治中的无奈。作为关系网中的一个因素，人，或者具体地说吧，一个小人物的际遇，折射的却可能是整个社会的符码意义。如果说中学课本中讲述的、与屈辱、黑暗、恐怖和压抑有关的晚清史曾顽固地占领着我们的脑海，那么《天下残局———断章取义说晚清》的细节，则为我们记忆中的晚清图景提供了别样想象的空间。
尽管呈现于我们面前的诸种历史细节如此生动，但作为一位历史研究者，从浩瀚无穷的历史资料中寻找、发现“真正”的细节委实不是件轻松事。研究者之于历史，是对话，是探求，是发现，同时，又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有关想象力的角斗。这需要花费一番工夫，亦需要洞察与穿透资料的能力。毫无疑问的是，本书作者具有了这样的能力：对人物行为合情合理的推断、对历史现场的感受、对细节的分析……
事实上，他对史料之间关系的梳理，使得细节们不再是散沙，而变成有意味的情节。比如在有关同治皇帝的讲述中，我们既知道这位年轻的皇帝喜欢光顾下等妓院、在北京城的某个地方他曾引吭高歌引起听众叫好的经历，也知道他曾去琉璃厂批发宣纸，冒充举人与当时的考生们套近乎……年轻的、受情欲困扰的同治皇帝，因为这些有意味的情节，显现出其性格中与“普通人”相似的一面：贪玩、不安分、好奇、渴望摆脱束缚。
当然，读过本书的读者恐怕都得承认，晚清的人事看起来已然生长在作者脑海。说起每个人的故事，他如同讲述身边人的掌故一般信手拈来。我以为，一方面因为他对资料的熟稔，另一方面还在于他的历史观———抱着“同情之理解”去看历史上的“他们”：“他们”就不再是躺在故纸堆里供他研究发掘的资料，“他们”开始有声音，有笑容，有性格、有脾气、有“人”的气息———让作古之人事从史料中活起来，是本书最为生动与有趣之处。老实说，这带给读者以轻松与愉悦。
尽管与《刺马》、《八旗之变》、《盛世之衰》相比，本书前面的《太平无事》等章节中的细节与故事因未能展开，而带来了本书的瑕疵。但在《假维新中的真改革》、《废除科举的教训》中，作者对晚清史的“深思熟虑”还是让人颇为感慨：他把慈禧、光绪的逃难情形、日俄战争的巨大阴影、科举制度之于国家的“杠杆作用”，都作为废除科举制度的背景讲述，这无异于一场有关科举制度史的有效普及。作者带领我们以既“疏离”又“理解”的眼光审视古老教育体制，让人想到克罗齐那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名言。在钩沉科举制度时，其既讲述历史，又观照当下的写作方式恐怕就是此历史态度的具体体现。只是，需要强调的是，讲述故事时使用大量现代词语的习惯，表明了作者作为一个现代人对晚清人事进行的“解构”企图；而其叙述语气———如同一位老朋友，谈笑间讲述，保持与读者间平等的（而非居高临下的）、讨论（而非妄下断言）的交流，则显示出他对晚清历史的别种建构。这种颇有“可读性”的、既“解构”又“建构”的新叙述方式。让人马上想到中国古代小说中的说书人角色。
当然，本书作者与说书人又有本质区别。因为，他不卖弄故事，不为戏剧化而嫁接，不把历史故事“张冠李戴”，不冒“演义”充“真实”。他为我们讲述细节、故事、人物时，尽力做到“无一字无来历”。他转述民间关于历史人物的传说一一能证实的证实，能证伪的证伪，如果无可论证，则老实地存疑。这种不“越轨”的态度，显现了其作为一位历史研究者的本分品质。（乐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