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大书在2002年出版后，不仅海峡两岸，而且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不仅在专家中，而且在一般的知识分子中，都引起持续了的热读和讨论。就我的见闻所及，这部两卷的大书在史法上的原创性的突破意义，只有另一部在十多年前出版而题材和时代都完全不同的三卷大书，可以媲美。那就是陈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别传》。不知为何在众多的书评中，似尚无人提及此点。
这两部书都是真正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学名著，都有在观念中注入血肉的特殊品质。在《柳如是别传》未出之前，无论在历史学家还是一般读者的心目中，对钱、柳因缘的故事，基本上是放在"才子佳人、红颜薄命"的观念框架中来理解的，陈套能消减生命，时至20世纪中叶，钱、柳的故事，已经被大家遗忘了。陈寅恪先生经过对各种史料的细读、再细读，把读者从这个框架的陈套中引出来，走到明、清鼎革之际的活生生的社会生活中去，通过对历史细节的生命复现，阐释该时代的各种深刻的社会和心理的动态和矛盾，栩栩如有生命在，与一般的史著迥异。
《朱熹的历史世界》亦然，此书问世前，人们对朱熹的研究，基本是在思想的世界里进行的。思想世界中的朱熹，之重要，自不待言。
然而，余英时先生此书，第一次带读者走进一个朱熹的思想赖以产生的历史世界。这个世界的形成，远远在朱熹出生前，至少可追溯到北宋王安石当政的神宗时代（甚至可以追溯到仁宗的时代），而这个世界的结尾，则在南宋的孝宗与光宗之世，延续到朱熹晚年，整整有150年到200年的时间，真可以称得上是"年鉴学派"的"长时段"研究在中国史中的一个创造性的实验。
这个实验中，史无定法。余先生抓住了"道统"、"道体"、"道学"和"国是"等一系列看上去是冷冰冰观念范畴的问题，却把它们直接放入两宋之际的政治史和文化史如火如荼的各个交接点的脉络（context ） 中去考察。这些抽象的概念，顿时变得有血有肉，可以说是"长时段"静态研究中的动态之法。同时，余英时先生从心理史学的角度，分析孝宗、光宗二朝的种种政治史风云变迁，鞭辟入里，令人彷佛能回到过去，目击宫廷中的内幕。对读《柳如是别传》和《朱熹的历史世界》，使人感到，陈先生和余先生都有一种特殊的能力，可以将分散的史料，用一根你想不到的绳子串成一串，以整体的（holistic） 观念，揭示期间每一个环节的互相关联，使之获得新生命。读来令人能深切感到，不仅在复现历史时，需要生命力，而化观念为历史、予历史以血肉时，更需生命力。
生命使人超越空间而相通。余英时先生与陈寅恪先生从未谋面。
然而，近五十年前，余先生还在哈佛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曾写过一篇《陈寅恪先生论再生缘书后》在香港发表。《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一样，正是陈先生晚年，超越了专业史学的观点，"捐弃故技，用新方法，新材料，为一游戏试验"的推陈出新之著，与余先生《朱熹的历史世界》，字里行间，均史无定法，从某种意义上说，正何其相似乃尔。听说，陈先生当年，读到素不相识的余先生的《陈寅恪先生论再生缘书后》后，曾对侍侧的女儿小彭，作出四字的评价："作者知我。"